执行了一条“中间路线”

长安县是西北局的“四清”试点县，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，完全撇开当地农村社队干部，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，严重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。据说斗门公社有50％的生产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，开展“四清”，首先要夺权。可以说，杨尚昆带着我们蹲点，工作是很棘手的，但这并没有难倒他。他以普通社员身份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非常巧妙地执行了一条“中间路线”，既达到了“四清”的目的，又没有搞“左”的一套做法伤害基层干部，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在和我们一起系统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杨尚昆既讲了他当年的主要考虑，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对他当年的做法做了评价。他说：

离京前，我召集去长安的同志开了一个会。根据中央的精神，主要是强调防右，但同时也指出要从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，不要带任何框框。进村后，我们广泛接触贫下中农和中农群众，听取各种意见，很快发现那里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在西安听到的有很大出入。几天以后，我们就分别召开干部大会和社员大会，说明来意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发动群众搞好“四清”；同时说服了地方同志没有按照当时高举“阶级斗争”、“依靠贫下中农”和“四清”三面旗帜，先“搬石头”夺权，让干部靠边站的做法，而是责成大队党支部和队干部照常抓生产，安排好群众生活，同时组织他们学习《前十条》、《后十条》两个文件，同他们谈心，解除他们的顾虑，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参加劳动，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。我们不搞神秘的“扎根串连”，对干部也不实行“逼供信”，整个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。

运动大体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用40天左右时间访贫问苦，说明来意，发动群众，建立贫下中农协会，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；第二阶段，用90天左右时间，帮助干部“洗手洗澡”，进行“四清”；第三阶段，用20天左右时间，进行阶级教育；第四阶段，也是20天左右时间，进行组织建设，改选党、团支部和贫协领导班子，制定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。

我在牛角大队，虽不参加工作组的领导，但是经常和牛角、中丰和沣桥三个大队的中办同志交流情况，分析形势，研究问题，统一认识，提出建议，供三个队的工作组领导参考。经过反复讨论，中办的同志一致认为，三个队的共同特点是干部虽有这样那样的四不清问题，但主要是思想不纯、作风不正，是人民内部矛盾；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很多，但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挫伤，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；社员生活普遍困难，原因之一是过度强调以粮为纲，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受到限制，生产门路窄。中办的同志下去以后，普遍反映关中地区解放十几年了，生产还这样落后，农民生活还这样艰苦，心情十分不安。

总的说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，三个队都没有发生乱斗乱打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，干部没有躺倒不干，维持了正常的生产、生活秩序。运动结束时，也没有搞干部大换班，干群之间经过一定的斗争达到了新的团结。

当然，问题也是有的。比如牛角大队运动初期建立的贫下中农监督小组，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了干部的工作，实际上是夺了一点权的。有的队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重了一些。有的队补划的地主，明显地划错了。牛角大队补划了一个地主，把他家的浮财拿出来展览，以后又开批斗会。对这件事，当时我虽有些犹豫，但却没有制止。今天回过头来看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总体上不可能不执行“左”的做法，只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尽可能地作一些局部变通。大体上讲，是执行了一条“中间路线”。

通过半年的蹲点，使三个队的干部、社员看到我们工作队确实是诚心诚意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，并非有意去整人。中办的同志和地方的同志一起，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我进村后，住在贫农潘景连家，和赵宇田、刘吉顺住一个屋，被潘老汉引以为荣，逢人便说“我家住了一个老汉两个娃”。我们刚刚进村时吃派饭，吃饭也是扶贫。那时工作队员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钱，我们就集中使用，选那些确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困难户，去吃一个月的饭，预付12元的伙食费，他就可以用这点钱买些棉布、棉花缝制冬衣，解决过冬问题。

春节后第二次进村时，工作队自己起伙，主要是从卫生考虑，并未提高伙食标准。半年间硬是没有吃过一次肉。这种同群众同甘共苦，真正实行“三同”，而不是哗众取宠、摆花架子的过硬做法，赢得了群众的好评。运动后期，直到选出了新的贫协和大队管委会，我才向群众公开身份，群众反映，早就看出了他是个大官。还说中办的这些同志有来头，不愧是毛主席身边的人。运动结束我们撤离时，几乎是全村人出来送行，依依不舍，感情真挚。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开走很远了，人们还不散去。三个村的情景都是这样。